县级以上地方政府都设置有专业的卫生行政部门和疾控中心，各地也有各类医疗卫生机构。
一方面，由于传染病相关信息通常都属于医学专业判断的范畴，并非任何人都有能力准确及时掌握和发布这些信息。地方出于本位的考虑，一般不会考虑到其他地区和全国情况。
关于举报制度，参见《传染病防治法》第58条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24条的规定。但是，为在具体领域实现之，也可以考虑在传染病防治和突发事件应对的相关法律中实现突破：[40]（1）任何单位和个人可以对传染病疫情和防控进行适当的信息交流。不过，法律对于决策和执行的衔接并未作出明确规定。三是这一解释无法体现就地效能原则，有的论者认为及时、准确发布信息的要求意味着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应当在一定范围内承担预警责任，[12]而预警机制的设计初衷就是让县级政府向社会公众作出第一反应。目前，100%的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98%的县级以上医疗机构、94%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现了法定传染病实时网络直报，从医疗卫生机构发现、诊断后逐级报告的平均时间由直报前的5天缩短为4小时。
参见前引[28]，王宇文，第18-19页。在中央层面，信息公布的责任主体是国务院卫生部门。（二）何为北京：空间内涵的非规范化倾向 历史上的北京并不明确。
[64]王锴，见前注[5]，第172页。二是规范术语，从1949年中国政协全体会议议案中的国都到五四宪法的首都。第五，作为宪法概念的北京与首都应严格区分各自语境，但实践中长期存在诸多混淆现象。[1]第二，直接针对国家标志条款的研究，包括两类：一是法解释学成果，[2]二是具体制度研究，后者又从不同层面展开，既包括对国家标志条款的整体探讨，[3]也包括对具体国家标志类型的分别剖析，[4]还包括极个别针对首都条款的专题研究。
一个现实的追问在于：当首都功能的需求远高于城市功能时，那些超出城市功能需求的成本投入又应如何分担？一方面，如果北京不具有首都身份，则纯粹的城市功能不会支持超出部分的投入，故由作为首都功能基础的中央承担支出责任就顺理成章。第二，抑制城市功能的底线何在？既然两种功能共生于同一地理空间，则维系这种共生的格局乃是最基本的考量。
三是在技术上，即便划出中央政务区，其所谓的独立性也仅仅集中在空间与管理权层面，而实际日常运行所必需的道路交通、水电油气管网等基础设施仍与外围的北京市存在紧密关联，并未真正实现首都与北京的明确区隔。[15]韩大元，见前注[1]，第217-218页。与国际舆论中偏好以北京指代中国政府类似，我国地方层面亦存在以北京指代中央的思维惯性。李忠杰：《共和国识别码》，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9年版，第43页。
所谓外部疏解，即将与首都功能冲突的城市功能迁出北京区划范围，相关问题有三。所谓首都功能，是指作为一个国家的首都所承担的保障中央国家机关开展政务工作和国际交往事务，提供安全、有序、高效的城市运行条件以及与其需求相适应的工作、生活设施和相关服务的功能;[70]所谓城市功能，是指北京根据《宪法》30条的规定，满足省级政区、直辖于中央以及城市三个基本规范特征所必须具备的功能。王锴，见前注[5]，第172页。赵海翔：《宪法》第四章技术性调整探析,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09年第4期，第36-38页。
严格说来，前述现象与《宪法》143条的精神不相契合。邓联繁：我国宪法中‘章的设置研究, 《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12期，第58-63页。
[54]（美）索蒂里奥斯·巴伯、詹姆斯·弗莱明：《宪法解释的基本问题》，徐爽、宦胜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6页。[31]二是1950年成立的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位于天津市宁河区，下辖前进、柳林、金钟、清园、潮白、垦华等6座监狱，总面积115平方公里。
第四，首都与其他三类国家标志存在本质差异，对国家标志条款的宏观研究以及对其他三类国家标志的专题研究均难以充分发掘首都条款的规范内涵。北京作为未被明确规范特指属性的唯一国家标志条款，实际上从另一个侧面凸显了事实陈述在第143条解释过程中的不可或缺。那么，北京作为首都的中国特色因素又为何呢？ 第一，悠久的建都史。其一，由前所述，以京津冀协同发展、非首都功能疏散、雄安新区建设、通州行政副中心建设等重大改革实践为代表的都-城关系的依法调整需求迫切。类似地，近年在北京城市规划讨论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合并东城西城设立中央政务区的观点。那么，北京的定位究竟侧重城市属性抑或首都属性？情形有二：一是城市属性和首都属性的定位平分秋色，如1949年、1983年、1993年和2004年四部规划的文化+政治、1954年和1958年规划的文化+科技与政治+经济、2017年规划的文化+科技创新与政治+国际交流。
[75]其地方机构的属性是由德国的联邦体制所决定的，在我国单一制下完全可以探索由中央直属或派出的专门机构建制。第一，抑制城市功能的标准何在？即在原则上确保首都功能的全面实现。
第二，直辖市所基于的《宪法》30条和涉及北京的首都条款所基于的《宪法》143条具有不同的宪制目标：前者仅作为一种地方政区类型被列举，后者则意在强调首都这一宪法概念的地理空间和现实载体。传统上对于都-城关系的讨论侧重于外部关系，如纵向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横向的首都与周边省市关系等，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等重大改革的深入实施均属外部关系的典型实践。
1928年国民政府颁布的《普通市组织法》和《特别市组织法》将直辖市确定为省直辖的普通市和和中央直辖的特别市两类。[42]转引自周振鹤，见前注[6]，第259页。
如钢铁产业为首都功能和城市功能所共同排斥，且首都功能的排斥度更高，这种竞合性排斥直接导致了首钢被迁出北京市（而非仅是迁往市内更为偏远地区）的政策方案。这是本文从规范上解读北京都-城关系的事实依据和逻辑前提。[75]孙莹炜：德国首都区域协同治理及对京津冀的启示, 《经济研究参考》2015年第31期，第65页。[52]拉伦茨，见前注[50]，第133页。
1930年市组织法》又将由中央直辖的特别市改为中央行政院辖市，即院辖市。第二，如何区分城市功能的形式迁出和城市功能的实质迁出？若将城市功能迁出北京，其合宪性判断应视该功能是否还对北京市存在实际影响而定，这对于雄安新区宪法空间的解读至关重要：倘若城市功能仅在地理上移出北京，但管理关系、效益流向均未发生本质变化——如前文的（类）飞地——则在原则上仍符合《宪法》143条原旨。
第三，在逻辑上，许多命令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均可同时视作对某种事实的陈述。[48]李忠杰，见前注[13]，第44页。
[67]有学者认为该用语体现了首都与北京的高度重合性。1953年《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要点》明确：首都应该成为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特别要把它建设成为我国强大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的中心。
对地方来说，横向府际关系的协调也需要一个居中（而非由较强势地方把持）的协调机构以确保对等协商的实现。[13]五四宪法将国都改称首都，于两处明确：一是序言第三段首都北京的表述，二是第10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北京，后者显然与现行宪法已别无二致。文章来源：《中外法学》2020年第3期 进入专题： 北京 。[36]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版，第113页。
但协商机制的有效性基于协商主体间地位的对等（而非平等），而这在单一制国家面临诸多困难，因而可考虑从协商程序法定的角度实现一定程度的解决。只要地理禀赋不是特别恶劣，交通枢纽地位完全可依托首都身份获得后发优势。
其三，首都的名称是北京的事实。如对于迁都是否合宪的现实疑问，有学者基于对该条纯粹的命令规范的属性认定而得出否定性判断，却未提供否认其事实陈述属性的论证。
既然第143条属于一种普遍的规范模式，则以通常逻辑解析该条的规范内涵即可。[62]参见张翔，见前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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